杨道敏 整理

 第一节 三校合并金镇公学

金乡明初设卫之后即办有卫学，专供守卫官兵子弟就读。清光绪十四年（1888），金乡秀才夏毓兰、余寿相在镇上创立师山书院，秀才殷汝镕与其族人集资购屋五楹作为校舍，余寿相捐田200亩作为办学经费，聘请当地名师宿儒以及瑞安名师、著名经史学家金稚莲（金晦）等人掌教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金乡名医徐润之等人劝谕当地殷富人家协力捐助，为书院捐得田产100亩，洋银叁拾两另七钱五分，作为奖励学生进取经费。

1903年清政府推行新学制后，鲍仲敷将师山书院改办为“志成学堂”，任堂长。光绪三十年（1904），殷汝骊创办金乡卫西初等小学堂，提倡新学，自任堂长，并聘请苍南名人黄实等一批名师执教。光绪三十一年（1905），华东师大教授、著名文史学家苏渊雷的外祖父、生员（秀才）徐迪秋于文昌阁创办“醒狮学堂”，翌年改称“蒙养学堂”。金乡城内有座山，其形酷似卧狮，故名狮山。山对面有座圆圆的小山叫球山。“醒狮学堂”校址在文昌阁，坐北朝南，傍狮山麓而筑，故学校叫“醒狮学堂”也就顺理成章，也包含了教育之理念。一般认为，“醒狮学堂”为金乡镇第一小学办学之始。

卫西初等小学堂创始人殷汝骊则是金乡小学校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殷汝骊（1883—1941），字铸夫，号柱公。苍南县金乡镇人，曾任民国初年的财政部次长。他离开金乡后还多次捐资助学，对金乡小学贡献很大。辛亥革命前，殷汝骊东渡日本，带去金乡小学另一前身志成学堂的“志成”堂名，设立并主持孙中山为校董事长的志成学校，不仅救济一大批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还培训了大批革命志士，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副主席李济深等人。

殷汝骊聘任的卫西学堂教师黄实（1890—1930）也是民国年间的名人。他是宜山镇黄良村人，从小聪颖好学，清光绪末年，受乡里推荐赴杭州受试，崭露头角，颇为时人赏识，遂留钱塘高等小学任教。第二年回温州，应省立温州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校长刘绍宽邀约，任监学兼国文习字科教员。清光绪三十年（1904），黄实应殷汝骊之聘，担任卫西学堂教员。他关心国事，每谈及清廷腐败，便义愤填膺，以为非革命无以救中国。上课慷慨激昂，充满救国救民的热情，给卫西学堂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国八年（1919），孙中山电召黄实到大元帅府任机要秘书。民国十年（1921），广东革命政府成立，黄实又兼代司法部次长及国民党本部主任，辅佐孙中山筹划北伐，很受器重。黄实与时任党部庶务部长的陈其美交谊甚笃，曾替陈撰写了《致黄兴》，洋洋五千言，给国民革命历史文献留下宝贵的一页。

光绪三十四年（1908），“醒狮学堂”与镇内“志成学堂”、“卫西学堂”合并为公立金镇初等小学堂，简称金镇公学，有学生96人，教员8人，堂长朱焕奎。民国元年（1912），朱秋帆在文昌阁办“乡立金镇高等小学校”，以文昌阁为址的学堂、学校通称金乡小学，民间叫“文昌阁学堂”。

第二节 五四运动革故鼎新

一、爱国大游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1月，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拒绝中国关于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收山东的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的要求，中国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愤怒，遂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但发展到全国各大城市，也波及到金乡这样僻处山隅海角的小城镇。

金乡镇高、初级三个学校的师生大游行和宣传活动，大约是在五四运动继续开展的下半年，那一年十月十日“国庆节”前后，陈则之当时刚好是金乡镇高级小学三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全校三个班的同学还不到一百人，连同东南区初级小学（校址是南门狮山书院）、西北区初级小学（校址在魁星阁附近殷氏宗祠）的初级班学生，一共有三四百人，在爱国老师带领下，响应北大学生的伟大爱国运动，列队示威游行，情绪高昂，声势浩大，前所未有。他们当时的行动，是向政府提出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游行由学校青年教师陈奏青、鲍劲安等组织，每个学生手持彩色的小标语旗，上面写着“反对卖国政府”、“打倒段祺瑞”、“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释放被捕的京津爱国学生”、“反对巴黎和会”、“誓死不承认巴黎和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二十一条”、“收回胶州湾”，“抵制日货”等口号。三个学校学生三四百人，先在高级小学所在地文昌阁集合，在教师率领下，出发游行。通过文昌阁巷到了玄坛庙，开了一个大会，向群众开展宣传，由高级小学教师陈奏青、东南区小学校长鲍劲安、西北区小学校长张秀觉在大会上报告和演说，介绍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救亡图存的途径，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告的内容教育了学生和人民，全体师生在开会时高呼口号，震动全镇居民和过往行人。会后，学生队伍从玄坛庙出发，游行大街小巷，这样规模巨大的宣传游行，在金乡是破天荒的。当时参加游行的人，陈则之班有苏渊雷、林壮志和陈则之等人。

二、抵制日货

由五四运动引发的抵制日货，作为制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手段，从上海罢工罢市开始，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和集镇迅速开展。金乡的抵制日货运动，由当时在温州第十中学、第十师范读书的中学生发起，还有金乡学校的青年教师和在瑞安中学读书的学生，其中有后来为金乡最早的共产党员陈式纯烈士（当时他还只有虚龄16岁，曾在温州参加过抵制日货运动）和胡天民、陈志枢。他们在1930年就组织金乡爱国的知识分子，成立了反日救国会。

反日救国会附设在金乡高级小学的文昌阁校舍日夜办公。白天宣传队深入群众，宣传不购买日本货和抵制日本货的目的和意义，同时登记各商店现存的东洋货，劝告商人们不要再进日货，否则予以没收。夜里大家住宿在学校里，半夜或清晨到北门头检查运货船只，看看是否有日本货。有时自己不能决定或者疑为改头换面的先予扣留，送往温州反日救国会复查。

当时中国正由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洋货和东洋货的输入逐年增加，但主要的还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西洋货有太古白糖、卜内门肥田粉、哔叽、绒线、亚细亚和壳牌煤油、颜料等比较高档的商品。而东洋货则是比较低级的，主要是火柴、糖、花标布、机纱、机粉、搪瓷用品、儿童玩具。当时温州已开辟为通商口岸，日本在温州五马街设立一个东洋堂（一间由日本人经营的商店）。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日本经理被温州的爱国学生浩大的游行示威吓坏了，偷偷坐轮船跑回日本，店里的货物被没收，店门被封闭。

在金乡抵制日货运动中，反日救国会没收了一些东洋布、白桃火柴、乒乓球、东白（东洋糖霜）、洋粉和洋纱等。据当时同学林壮志回忆，在这次抵制日货运动中，他曾经送过一封给袁义成老板的警告信（有人报告袁义成老板从大渔偷进东洋糖霜）。胡天民回忆，没收的洋油、洋火当场烧了。

三、第一次暑期补习学校

1922年暑期，由陈式纯、张楚材等十多人发起，在金乡殷氏宗祠（当时西北区初级小学所在地）创办了第一次金乡暑期补习学校。负责校务和教学的都是当时中学毕业不久或者还在中学肄业的旧制中学（四年制）、师范（五年制）的学生十多人，也有个别是学校的教师。

因为是第一次办暑期补习学校，在金乡是颇为激动人心的。招生对象是在校或者失学的小学生，也包括二十来岁的成年人，男女兼收，招生广告张贴出以后，报名非常踊跃。除了高级班大约三十人以外，还有初级四个班和成人识字班，一共一百五十多人。学生参加学习的约占全金乡在校学生人数一半左右。陈则之记得当时的收费标准是每个学生两角（成人班和低级班）到三角（高级班），可能另外每人收杂费一角。

暑期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是殷锐志和张楚材，他们是1921年和1922年的温州第十中学毕业生，刚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校务和教学方面的安排，都由张楚材负责。教材没有现成课本，是自己购置油印机印发讲义，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事物。担任教课的有陈式纯、胡天民、陈式俅（十中学生）、陈志枢、陈舜凯、陈式藩（瑞中学生）、陈素石、郑克之（十师学生），连陈则之在内，都是旧制中学二、三年级的程度。

这些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中学生，办学热情很高，这和当时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和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有关。他们都赶在学生来校之前到校，作好上课的准备。有限的学杂费收入，除供应教学用具、油印教材以外，留下一部分作为任课教师留校午膳费用。伙食是由大仓桥一家点心店包办。学生也有留校用膳的。

暑期补习学校的课程，高级班有国文、算术、英文、地理、理科、图画，手工、体操、唱歌、写字等，初级班有国文、算术、常识等。每周同样上课六天，星期日休息。在课内有时也对中、高级学生讲时事，介绍国家大事。暑期补习学校办得比较生动活泼，所以学生都很满意，也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

他们一班人白天都在学校里，同学生生活在一起。大家共同看报，对当时的政局也展开热烈的讨论。还订购了新文化运动中出版的文艺书籍和《新青年》《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杂志，贪婪地阅读。有时也打乒乓球或下象棋，作为课外的消遣。

从1922年第一次暑期补习学校以后，当时在校与校外学生（包括一些私塾里的学生），对暑期补习学校留下很好的印象。1924年上学期，陈则之和陈素石在温州毕业回家，那年暑假又继续办补习学校，地点就在文昌阁金乡高级小学。当时陈则之虚龄十七岁，下学期也就在金乡高级小学任教了。1925年和1926年暑期，都有办补习学校。除了在校学生以外，也招收成年人识字班，很多人曾读过暑期补习学校。

学习时间一般都是五周左右，学习成绩都予记分，结业时举行考试，公开发榜，成绩在甲等的给予物质奖励。暑期补习学校对于在校学生补习功课和校外成人、儿童的学习文化都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所收的学杂费专款专用，教师任课都是无偿的。所以参加暑期补习学校的学生人数逐年都有增加。最后一次补习学校是1928年，学生人数超过三百人，义务任教有三十多人。这一年，刚好蒋桂军阀混战，有一天用午膳的时候，陈则之自己拿钱买了几块白方腐乳添菜，大家一举筷，开玩笑说打倒“白”崇禧。

四、旭社和最早的金乡运动场

在暑期补习学校里，陈则之这些十五六岁到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朝夕在一起学习，讨论工作，并成立了一个小团体——旭社，一共十三四个人，制订了章程，缴纳入社费一元，常年费也定为每人一元。组织旭社的目的是为了联络感情和服务社会。选殷春初为社长，张楚材为副社长，任期两年，期满另选。旭社的简章是陈则之用墨笔楷书抄写在图画纸上面，每人保留一份。同时，还摄有集体照片，每人一张，每人互相交换半身照片一张。

为了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体育救国论和教育救国论一样，也是当时报刊鼓吹和宣传的重要内容，知识青年不能不受到影响。在旭社成立以后，他们首先决定在金乡设立运动场，作为提高体质，锻炼身体的场所。当时金乡的三个学校校址都狭窄，根本没有稍微象样的运动场地。西北区小学在殷氏宗祠，活动场地只有祠堂外面到河岸约一块空地以及祠堂里面的院落。东南区小学原来是清代的师山书院，也只有教室前面的院落和后面的草地。至于文昌阁的高级小学，原来只有从文昌阁下面到龙门的长方形空地，除了中间作为上下通道以外，两旁还各有一个花坛，后来为了扩大学生体操活动场地，才在西首的桑园里（就是现在西楼的前面），以龙门为直线，向南开辟了一块空地到围墙为界，东面到文昌阁围墙为止，西面到达徐氏宗祠的一个长方形。它的范围比较宽阔，但作为我们球类活动的场地，那就差得太远了。他们于1922年寒假回来，决定同金乡小学毕业生把场地在原有的基础上向北发展。那时，这里还是较高的坡地和嶙峋的岩石，种满了桑树，大家合力清除桑林，挖去树根，削平岩石，把北面的黄土填平南面的低地，这样在小学生看来，是比较宽阔和理想了。在开辟过程中，花了大量的汗水。

他们在这里布置了下列一些运动项目：一个是足球场（兼网球场），一个单杠。足球场的两个球门北面设在狮山下，南面在围墙边，无论宽度和长度，都不够标准，但在这里玩足球，分甲乙两队进行比赛还可以，在从未见过大皮球的小学生来说，觉得是很新鲜的事。单杠的高架设在文昌阁西首池边的墙外，张楚材是练单杠的能手，他当时能在单杠上一连几个翻身，两条臂膀锻炼得又硬又粗。

平地建场都是义务劳动，而运动器具的置办就需要一笔经费。这笔经费，一部分由旭社的常年费支出，同时向当地的学产管理人交涉。他们一班人同管理人陈陶庵吵了一场，拿了二十块银元，买了一个大皮球，一条铁杠，架了两个球门和铁杠的木架，一对网球，四个球拍和一副网，一打乒乓球和两副球拍。四个网球拍就花去十二元。

当时有名的足球队员有陈奏青、鲍劲安、张光甫、侯福增、林孟锵、夏宝光。踢足球的活动，高年级的小学生都很积极，因为球场可以容纳几十个人，人数可以不受限制。晚放学和星期日，运动场上就开始赛球，非玩个够不歇。有很多年龄小的低年级学生在线外看球赛，从旁呐喊助威。大约是抗日战争期间，建筑西楼校舍，狮山下的球门被铲除了，足球活动从此中断。

五、新曦书报社和金镇书报社

在建立金乡运动场的同时，陈则之等人又筹备成立新曦书报社。开始筹备于1922年寒假，他们同样向金乡学产管理人交涉，取得一部分买书报的经费。在这两次交涉中，陈式纯都是积极分子。通过几次说理和辩论，陈陶庵被迫接受他们的建议，为新曦书报社连续订了多年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另外发给他们几十块银元，买了全套的《东方文库》、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文学丛书》和《共学社丛书》。同时添置了一个玻璃书橱，借用了一个旧式开门的书橱作为藏书之用。这些在学的青年中学生，规定每人订阅一份杂志，阅后赠送给书报社。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新青年》杂志是当时最脍炙人口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是风靡一时的著作，茅盾、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的作品也很受欢迎。至于新翻译的国外名著，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亦夫斯基、易卜生、安徒生、契可夫和莫泊桑等作品，也逐渐由不惯读而成为青年们喜爱的读物。那时，殷锐志家中新书很多，林琴南翻译的《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作品，差不多应有尽有。冰心的《寄小读者》，也开始在金乡和读者见面。1926年新曦书报社改为金镇书报社，社址亦由宋亦祈家迁到李氏宗祠（狮山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金乡中学附近）。1927年陈则之一度离开金乡，翌年回家乡在金乡区立小学任教，金镇书报社又迁至东门新校舍（老金乡中学），还是由陈则之负责管理。这时候的新书有美国辛克菜的《石炭王》和《屠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甲骨文研究等。看书的人逐渐增多，大量出借，后来有出现久借不还的情况，图书颇有损失。当时旧书橱里差不多装满《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以及其他杂志，新书橱里的新书也容纳不下。1929年陈则之离开金乡时，没有很好地交托给接管人，以至藏书大量散失。外地教师多把书带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除了一个空玻璃书橱几本破书以外，连放置杂志的旧书橱也不见踪影，全部的《佩文韵府》连同其他书籍也被人出卖了。

六、醒狮化妆讲演社

醒狮化妆讲演社也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组成演出的。原来，金乡的知识分子在1920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中，曾经没收了一批日货，除当场烧毁一部分外，留下的尚未作处理。1922年假期里，他们从温州回到金乡以后，商量决定把这批东洋货拍卖了，就把这批钱作为醒狮化妆讲演社的经费。留下几匹东洋白布，画了厅堂、田野、农家、园林四幅软景，另外做了八扇活动的硬景，置办与借用了一些舞台道具。这样，醒狮化妆讲演社的物质条件便初具规模了。

当时金乡高级小学校长潘仲武，对组织醒狮化妆讲演社非常热心，因此借用他家开始筹备，日夜讨论、排练，做好演出前的一切准备。至于演员和剧本，由于陈式纯、陈素石、陈志枢、郑克之等都曾在温州、瑞安参加演出过现代剧，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也就成为化妆讲演社的台柱。再发动当时学校里的教师和校外的知识青年，阵营也就相当可观了。因为当时的男女界限非常分明，所以演出时的女角都男扮女装，陈式纯、陈素石都演过女角，有时也演男角。郑克之擅长演反派角色，余韵初、余次玉兄弟和殷致大、苏渊雷等也参加过演出，余韵初经常担任老生角色，有一次也扮演老旦。后勤由潘仲武主持，他还自己动手画软景和硬景，并根据演出需要，购置与借用道具。在布景方面，也是大家动手，侯福增在这方面最热心，出力最多。另外也有专人负责抄写、提示、吹哨子、拉幕和收拾整理道具等。

演出的剧本有配合宣传反日救国的《东亚风云》等。有一次在城隍庙演出，苏渊雷来到金乡，曾同陈式纯分饰《孔雀东南飞》的男女主角，演得缠绵凄切，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醒狮化妆讲演社经过排练，就在玄坛庙开始演出，这里离学校比较近。在演出前打出广告。当时还没有电灯，台前台后开着煤汽灯，开演前吹喇叭打铜鼓，吸引观众。在这以前，金乡人还没有看过文明戏，对讲演社演出，都觉得很新鲜。每次演出都先有一场短的喜剧或者滑稽剧，以后再开演一个整本，有时中间还穿插双簧、快板或者演讲时事。

双簧是陈素石的拿手好戏，第一天他和郑克之两人搭档，一前一后扮演双簧。陈素石头上梳着小辫子，扎着红线，擦着脂粉坐在前面，郑克之躲在椅后。一个表演，一个 讲话：“墙头上边草，风吹两头倒，东风吹来西头倒，西风吹来东头倒……”陈志枢扮演滑稽剧里的丑角，也获得观众的赞赏。第一天演出以后，轰动了远近，城里城外，男女老少都被吸引来了。开始时现成的剧本不多，一般每个台子都只演出两天，以后别的台子也来要求演出，由他们承担晚上灯油及点心等开支。城隍庙、中所庙、东门都曾演出过。他们还接受鳌江邀请，从金乡划出四五只小船，带着道具，在鳌江演出两三个晚上，宣传效果也很好。

七、金乡女子职业学校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男女平等的思潮也提高了金乡妇女界的认识，一般家长在思想上也进一步得到解放，认识到女孩子也应该读书、识字。1922年以前，在高级小学里，女学生还是绝无仅有的。虽然说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已逐渐消除，但男女的界限还是非常严格，十岁以上的女孩子，轻易不出家门，十岁以下的女孩子，除非家长思想特别进步，也是不让她进学校的。

1915年，陈则之在小学二年级读书的时候，同班有两个女同学。这些稀罕的女学生等到年龄稍微长大，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就不再让她们上学了。有时几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请一个老先生来教她们读书、学字，不许她们同男孩子一道。但是这种女塾也是极个别的。

1917年到1919年，陈则之在金乡高级小学读书的时候，校长是朱秋帆，全校三个年级没有一个女学生。不过在初级小学里，十岁以下的女学生还是有的。但她们读完一、二年级，一般都辍学了。1924年，陈则之到高等小学教书，每个班里已有一二个女学生，当时十几岁的女孩子家长还是不愿意让她们出头露面的。陈则之记得当时高年级三班里唯一的女学生，她父亲每天亲自送她上学，晚上放学接她回家，有时还自己站在教室外面听教师讲课。这样的家长在当时来说，还可说是开风气之先了。

当时温州已经开办女子中学，比陈则之高两年的同学陈天鸿1922年从温州艺文中学毕业时，与温州女子中学学生郑爱葵结婚，这个郑爱葵就成为金乡最早的一个女中学生。那时候陈天鸿已考入北京大学，他大伯陈陶庵是金乡学产的管理人。当时金乡有很多辍学的女学生，她们的家长都希望她们能够继续升学，但又不愿送到男女同校的县立高级小学里。1925年春季，学产会拨出一部分经费，由郑爱葵担任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招收那些新近在初级小学毕业的及辍学在家中进行自学相当于初小毕业程度的女学生，另外还有一些程度较高原在高级小学肄业的，一共五六十人，经过考试甄别，分为高级一、二年级两个班。女子职业学校设在宋家巷的陈氏宗祠里。

当时女子职业学校的教师，有游玉笙（曾经在平阳女中肄业）、徐锦玲、李秀如、郑爱葵四人，功课除了高级小学的一般课程外，还有刺绣和编织手工，作为女子职业学校的标志。为了加强教学力量，第二年又从温州聘请了一个姓陈的女中毕业生担任教师。金乡女子职业学校只办了两年，由于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男女的界限进一步得到解放，1927年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八、妇女放足和剪去发髫

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不久就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大革命前夕，金乡的老头子还有少数人拖着长辫，二三十岁以上的妇女还都缠足，梳着发髻，十几岁以下的女孩绝大多数也还缠足。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加深了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金乡的女教师以身作则，剪去发髻，也向学生宣传彻底放足，当时学生家长思想守旧，社会上的保守势力还很顽固，女子职业学校的新思潮，也就受到遗老、遗少和顽固势力的反对，造成一场反对女子学校的风波。有一部分女学生被家庭禁止入学，女子学校的教师也成为非议的目标。

但新生的事物总在不断成长，也必然得到进步力量的护持。当时在西北区初小里的青年教师，就编了一期《金乡月刊》，支持妇女放足和鼓励青年妇女剪去发髻。此后，青年妇女剪去发髻也就逐渐风行，女孩子们的缠足在金乡城内也逐渐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