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鹅峰书院与桥墩小学的文脉传承
据《温州校史》记载:“桥墩小学前身是始于宋代的鹅峰书院。”鹅峰书院开办以来,曾经有不少名师在书院讲学,培育出许多优秀人才,影响着当地的历史,为人们所传颂。特别自清光绪三十三年创办“松山学堂”始,数代开庠,九址变迁,桥墩小学走过了一百多个春秋。李福泰宅堂是她的启蒙记忆,相公爷庙是她的教育摇篮,寨子顶书声琅琅,伴随着一代代莘莘学子度过了多少美好的青春时光,激励着他们健康成长。
一、鹅峰书院溯源
桥墩古称松山。明时,设松山镇,为老平阳县五个古镇之一。清康熙七年设桥墩门新寨,始有“桥墩门”之称。民国十九年(1930)设桥墩镇。新中国成立之后,沿用此名。
桥墩历史悠久。从仙堂村山坪出土的石器、陶器分析,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此地已有人类生活。史载:西晋太康末年,周凯开三江水出海,被祀为平水王,其里号平水里。五代则传“钱令公入闽,五子从行宴此。”一千多年前创办的鹅峰书院,奠定了桥墩地域文脉。《温州市志》载:“鹅峰书院在桥墩松山,创办于宋咸平年间(约988—1003)”。查阅宋代史志,宋代书院的数量很少,“鹅峰书院”系全国知名的十大书院之一,比温州(永嘉)最早的“浮址书院”(1107—1110)还早119年。
二、首聘的书院讲学儒师
乾隆《平阳县志》载:“西北有九峰山,上有烹茶井,泉水清美,吴越王钱弘俶,尝以中书令守永嘉,移镇闽中,与僧愿齐汲此井以沦茗。又有一山若马鞍,曰文章屿,昔有吴僧庐此,能文,邑令沈悚呼之为文章师,因此名屿。或曰师,即文莹也。”文莹,字道温,钱塘人。《文献通考》引晁公武《读书志》以为吴僧,自称“余杭沙门”,为皈依佛家的文人。文莹与钱俶家关系很好,文学造诣很高。钱俶向宋纳土(投降归顺)后不久,在洛阳被害身亡,遗下众多子孙,愿齐和文莹两位僧人义不容辞负起培养钱俶后裔文化或武略等的重任。文莹从杭州钱塘来南雁,与愿齐禅师一起接受重托,开办了鹅峰书院。张綦毋曾题文章屿诗:“僧庐雅爱文章屿,曾住湘山老宿来。参取寺丞公案了,携琴还向月明回。”文莹来松山授教于鹅峰书院,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故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平阳县令沈悚称其为“文章师”。民国《平阳县志》卷六四神教志二和二十三等段记载:“宋开宝年间(969—976?)建南峰寺在松山巅,咸淳年间(1265—1274)搬后隆改为永国寺”,提及钱弘俶三子惟崔和七子惟晋与亲信徐孝三,在南峰寺出家为僧,988年秋与当地文人在松山办了鹅峰书院。
三、鹅峰书院遗址
《苍南县志》1997版573页载:“鹅峰书院在松山文昌屿,宋咸平年间(998—1003)建。”《温州市志》记载:“鹅峰书院在桥墩松山创办于宋咸平(约988—1003)年间。”民国《平阳县志》卷十学校志(二)记:“宋代鹅峰书院遗址即松山文昌屿是也。文昌屿即文章屿,事无他据。”因闽南话谐音相通,把“文章屿”称“文昌屿”亦属自然。
“屿”则小岛,观察桥墩镇范围,桥墩盘地里只有两个小山丘,一个是圣公爷山,现今建了电影院和供销社大楼。山丘很低,靠近分水关大道边。根据当时景况不大可能办鹅峰书院。另一山丘是寨仔顶(现建粮食仓库),也靠近通往分水关大路边。据老人回忆,有叫龟山,无人知道叫什么屿。寨子顶山分内埔(西埔)和外埔(东埔),中间稍窄,形若马鞍。古谱记载:古龟山,碧崖绿树,清流环绕,山景如画,属风水宝地。郑克赐后来到后隆岭头实地观察,那里有个路亭,土名称“后隆岭头亭”,那里有一条清冷的山泉水,周围好像是人为开辟的园地,靠南还有一个大园,好像是个活动场地。清康熙九年在此设桥墩门新寨,属隘要险讯,寨址依山设置,把控桥头要道。明万历间(1573—1619)从卅六都蛇山至卅七都龟山的大溪间,架有松山八角桥,因属险讯隘要,多次毁于水灾,而后桥亦屡建屡圮,最后于同治三年建成桥墩石桥,称上元桥(此桥于1960年桥墩水库出险前仍在通行)。可见文昌屿是在溪边,即寨子顶山边。至今卅七街天灯宫处仍长期保留一座文昌阁。此系文明盛迹,亦可佐证。
何谓鹅峰书院?“鹅峰”俗称“鹅角冠”,在文昌屿东北面,该山峰地处桥墩镇中心,隔溪相望,地理相抱。鹅峰雄而壮,冠盖周围。故书院取此名甚宜。光绪十年(1884)县令汤肇熙《吾南书院》也可佐证:“桥墩门石桥长数十丈,上有屋,屋以松木架。乾隆三十年(1765)洪涨桥圮,木汛至水头不散,居民争欲取,适李长春至,亟止之。谓:宋代鹅峰书院成,南港人文遂盛,遗址即松山之文昌屿是也。今木远流不散,或天有意斯文乎!于水头之古营基石佛亭旁,构书院(吾南书院)。”由此可见,古谓文昌屿,即今寨子顶山,鹅峰书院之遗址也。从以上可以查证的文献或史料看,宋咸平年间,鹅峰书院创建于松山(今桥墩镇)内无疑。
四、鹅峰书院与桥墩小学的文脉传承
《平阳县志》载:“书院滥于宋,本为私家诵习之所。”鹅峰书院是传授养育文化的摇篮,本地间接或直接收益。宋代后期百年松山文人辈出,有状元、探花、进士若干人,如黄中(1193)、黄石(1138)、林湜(1160)、韩演翁(1241)、柳梦周(1217)、林孟治(1226)、徐俨夫(1200—1261)等等。距鹅峰书院百年后,附近的桐庐书院(地处桥墩镇黄檀云星,又名高云岭)又先后培育了状元徐俨夫和举人张招英。再之后又有南水头的吾南书院。据《赤岸林氏族谱》载:宋时林湜父子北上松山授教,晚居于此。家学有自,故父子孙三代高官,三代进士。又传清代举人福鼎的林滋秀曾在桥墩任教。雍正四年,张天培在岩尾创办家族私塾。
至清中期,鹅峰书院已不存在。此时,桥墩因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落后,地方富豪子弟只好上私塾(蒙馆)读书。当时,桥墩门境内只有两所私立的学校,即“新厝林书馆”和“大园林书馆”。每所塾师自行聘请,任期一年。塾师年酬金和办学费用由学生摊派,课桌椅学生自带。每生每年的摊派多少由办学发起人(学东)酌定,于冬至前收讫。由于生源不足,每所往往不满30人,办学不成规模,时办时停。生童学习时间较长,即一年四季没有节假日,成天在死读硬背《三字经》《神童诗》《千家诗》《尺牍》《中庸》《幼学琼林》诸书诗文。学生读不懂其意,甚为枯燥乏味。尽管如此,大部分交不上“束修礼”(学费)的平民百姓子女还是被拒之门外。
清道光间,贡生朱凤辉家曾持续办过私塾,《桥墩朱氏宗谱》载朱凤辉话:“始吾出就传大父督课严,按日必加未读书一卷。” “每岁从塾师,必与其季父及堂叔同偕。”而凤辉之子贡生朱珩说:“师父塾学,常与其兄弟互相讲习。”朱凤辉家办私塾,曾收自家子弟及外地名人之子就学。据闽人同知陈联科所述:“远方从游之士云集,一时称盛。”朱家学绍渊源,三代明经,文名籍甚。同治元年,温处道、魏檄在五岱山办义学。清末至民国,有许延祖、董蔚文、王宝山等在观美办过十处私塾,林舒锦、林慕殷、林志范、李宝唐、兰润玉、叶君儒、吴启浪在桥墩办过私塾,杨志文在蕉滩办过私塾等等,之后私塾沿革为学堂。这些都与鹅峰书院创办后的文脉相承密不可分。
第二节 松山学堂与解放前的桥墩小学
一、松山学堂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成为当时地方有识之土的共识,桥墩教育又迎来了一次发展机遇。光绪三十二年(1906),桥墩李心亭、钟肇元、朱焕堂诸先生在仙堂李福泰宅开办“松山学堂”,即桥墩小学前身。李心亭为校长,主持校政。松山学堂刚刚创办时,还没有校舍,只好借仙堂李福泰大宅院的厅堂为校舍。草创之始,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百事维艰。凭借李心亭、钟肇元、朱焕堂诸先生和当地父老的热心肠,开设一至四年级4个班,学生80人。历二载,学生增多,校舍即不敷,于民国元年(1912)移址卅六桥头庵。彼时桥墩门境内还有创办“平水乡初级小学”和“大玉沙初级小学”。这几所学堂办学规模虽然不大,但是给了地方百姓子女得到入学接受启蒙教育、读书识字的便利,并为以后的地方办学奠定了基础。
二、初级小学的创办
清末民初,地方教育事业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民国成立之后,省教育司颁布了《对于小学教育的办法》,县国民政府撤销了劝学所(督学所),设教育科,并设立教育会,学堂一律改为学校。从此全县各地方掀起了办学的热潮。
民国元年(1912),地方一些开明士绅,目睹家乡贫愚,教育衰微,于心不忍,借卅六桥头庵为校舍,让贫寒的子弟就地读书。其时学生较多,教师艰苦创业,俭朴务实,教风严谨,得到社会和学生的尊重。
民国二年(1913),钟年稽接任校长。次年,李心亭、吴焕州为建寨仔顶校舍多方筹资。热心助学的大茶商洪灿霞(又名洪连鹤)目睹文事衰微,急公好义,一人捐赠银元500圆建校,地方开明乡绅也多方资助,于民国四年(1915)在寨子顶(今桥墩粮管所)建造两间双层4个教室的教学楼,取名为“松山初级小学”。是年,从桥头庵迁入这所新校舍。为颂扬兴学之典范,省教育公署特送“输才兴学”(沈钧儒厅长亲题)的匾额,以示嘉奖。多年来,那些教师更是竭忠尽智,勤教苦学,名气与日俱增。
民国二十五年(1936)8月,平阳县派吴昊为校长。是年,国民党浙江保安第四团占驻寨仔顶校舍,该校无奈,只得搬往广丰“大书房”。1937年学校再迁至相公爷庙(现改建为桥墩邮电局)。该座四合院式的庙宇规模较大,庙内殿前有戏台一座,正殿供佛,常常灯烛长明,香烟袅袅。前殿大门两侧各一间作为一、二年级教室,左右两翼的厢房各两层,下层为三、四年级教室,上层为教师办公室,共开设四个班,其时奉命更校名为“平阳县灵溪区桥墩镇松山初级小学”。尔后,在该庙围墙外,建成一个小型的宫庙,将原正殿的佛像“请出”安于宫庙,又将该殿修整为礼堂,作为学生集会、活动的场所。松山初级小学一直延续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
三、桥墩镇中心国民学校的创办
民国二十九年(1940),全国普通推行新学制,学校增设五、六年级,改初级小学为完全小学,改校名为“平阳县桥墩镇中心国民学校”,校址仍在相公爷庙。学制为“四二制”(初级四年、高级二年),设6个班,学生一百四五十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学校又开设民教部,增设成人班和妇女班。民国三十三年(1944),学校共开设9个班,学生数多达398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寨仔顶校舍被自闽南溃退桥墩的日军烧毁。自1940年至1948年,学校一直推行国民教学。九年来,先后由李文田、李熙光、曾智民、吴经甫、许昌权、丁伯甫、吴昊、丁川八位老师为校长,主持校政,聘任教员。除以教学为中心,以部颁小学训育标准进行常规训练外,还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发愤图强。
第三节 解放后的桥墩小学
1949年秋,桥墩镇人民政府委任侯立功主持学校工作。次年,县文教局任命侯立功为校长。建国初期,国家财政无力支付,本校教育经费由地方自筹。1950年春向鱼行清算因战乱所搁置的鱼行捐折稻谷3万斤,作为办学经费。
由于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校舍不敷使用,次年元旦成立集资建校委员会,向社会筹募稻谷1.3万多斤,又向桥墩各商行筹集资金270万元(旧币),建分部于寨仔顶山原校址东部,同年秋落成使用。其时为提高全镇人民的文化素质,学校曾一度开展轰轰烈烈的冬学运动。同时还以“抗美援朝”为中心进行宣传,如举办歌咏培训班、捐献飞机大炮等,全校师生共捐资139.915万元(旧人民币)。
由于学校贯彻面向工农方针,建立学杂费减免制度,使山区贫穷子弟得以入学,改变了旧中国时期劳动人民子弟入学难的状况。同时,广大教职工通过思想改造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学校形成了尊师爱生、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勤奋学习的良好风气,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学生入学率猛增。于是,于1951年在寨仔顶建校分部成立了集资建校委员会。斯时,灵溪区析置桥墩区,学校更名为平阳县桥墩区中心学校。
1957年始连续两年,教师集中到县参加“反右”、“肃反”、“整风”和“交心”运动学习。本校两位教师被错划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分别处以劳教和回家劳动(1978年平反昭雪)。1958年冬,响应政府大办钢铁号召,全校师生投入洗铁沙、建高炉的浪潮,结果炼不出铁水,学生荒废了学业。
1959年政府拨款、群众集资,准备筑校舍于相公爷庙后山。
六十年代,学校时刻将“从严治校、文明建校”作为首要任务,以师德教育和小学生行为规范教育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全体教职员工处处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学校开展以班级为单位,推广文明礼貌用语,做文明少年。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争创文明班级。该校校风良好,全体师生除在校园植树养花外,还在104国道桥墩段长达一公里的沿线开展绿化活动,成活率达100%,其时荣获县级“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1966年,招收附中1个班共56人。当年,“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暴席卷学校,学校成了是非之地,校内教师酝酿组织“文革小组”,并外出串联。
1970年秋,学校遵照国务院“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精神,改“四二制”为“五年一贯制”。1973年至1975年,学校又实行“过渡班”,即在小学五年毕业后考初中前,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随着学生不断增加,校舍经多次维修、扩建仍不敷使用。1975年始,更名为“平阳县桥墩镇中心学校”,连续三年兼设初中1个班,每年均招生56人。
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学校众多教师被调离到外地任教。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学校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师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学校又迎来了教育的春天,学校的领导机构和各职能部门逐渐得以建立健全。
1981年6月,国务院批准平阳县析置苍南县,该校更名为“苍南县桥墩区中心学校”。八十年代时期,对教育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为培养下一代,学校始终坚持“三个面向”和“五育并举、德育为先”的方针,积极配合各时期中心任务,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同时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教师进行师德培训。
1985年,国家教育体制下放,实行“分级办学”制度,学校教育经费由地方财政包干。次年1月,全镇实行民办教师经费统筹,镇政府规定按不同年级向学生收取学杂费。暑假耗资5.12万元拆建后座教学楼。后连续两年共耗资6万元人民币,改建食堂及修筑四面围墙。其时学校再度积极抓好业余文化学习。1988年,经市、县业余检查组检查验收合格,桥墩镇成为全区第一个无盲镇。
1990年,在台胞朱宗楚先生捐赠5万元基础上共集资l4万元,修建东面围墙、校门,拆建中座东侧教学楼,时至
1992年9月撤区并镇后,学校更名为“苍南县桥墩镇辅导中心小学”,成为桥墩镇施教区内12所村完小的辅导窗口。1997年开始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2004年秋季,开始实施新课程(一年级),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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