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蛮话现状

蛮话是苍南县的一种方言，苍南讲蛮话者约有30万人，主要分布在江南垟的钱库、金乡和龙港，平阳县也有几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江南移民村讲蛮话。2011年，上海市区已有2万多讲蛮话的苍南移民，主要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陆续到上海经商办厂的江南人。讲蛮话者大多性格豪爽，敢说敢干，民风十分彪悍，与周边讲述其他方言的人群有一定差别。

二、蛮话是当地土语

蛮话来源今已无考，语言学家对它究竟属于吴语系还是属于闽语系争论很大，至今没有定论。可以肯定地说，蛮话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语言，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千余年前的魏晋时期。有语言学家认为，苍南方言蛮话与泰顺的土话蛮讲均是闽语中的闽东语。蛮话和蛮讲被认为是土著语，很可能是闽东语与古越语融合后产生的一种特殊吴语，保留着闽语的许多特点。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蛮话受瓯语影响较大，特别是语音系统基本上向瓯语靠拢，因此有人认为蛮话应同瓯语一样属于吴语系统。但也有人从其来源和特点上分析，认为蛮话和蛮讲一样属于闽东话系统，虽然它们之间已不能通话。

2015年元旦，时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庆明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林森森参加《蛮话词典》首发式（黄通佐/摄）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温端政研究员认为，江南垟蛮话既受瓯语影响，也受闽东话影响，但无法归属哪一类语系中去。他查阅了说蛮话地区的几个大姓宗谱，多载明其祖先系五代天福年间从福建赤岸（今霞浦县、福鼎市一带）迁来。蛮话底层似乎属于闽东话，后因长期受瓯语影响，才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特别是语音方面有许多接近于瓯语的地方。

（一）江南垟蛮话是土著先民土语的发展，并在千百年间一直同化外来弱势方言。笔者认为，蛮话底层很可能是当地土著留下的一种方言，由于一直在江南垟局部占数量上的优势，一直未被后来人数相对较少的移民所同化，而是同化了数量相对较少的部分外来移民。目前江南垟的一半左右讲蛮话的姓氏都从闽东、闽南或其他地方辗转入迁，而讲述蛮话，很可能是被数量占优势的当地土著语言同化的结果。虽然江南一带姓氏多属移民，而且数量众多，但在上千年的移民过程中，每一次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总量相比，数量从不占优势。江南垟土著先民早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就在这里开发生存，而且人口数量不少，由于交通闭塞，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自然有一种当地的土语在这里流通。从钱库镇桐桥地方发现的石棚墓与云岩石绛下出土的朱曼妻地莂来看，当时这里的经济、文化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平。唐末五代时期从福建等地入迁的早期入境移民人数很少，根据江南垟几个大族宗谱调查来看，有炎亭方氏、杨家尖杨氏、黄判桥黄氏、荪湖林氏、夏口吴氏、王垟王氏、官店桥上官氏、项桥项氏等，移民原因是迫于故乡兵荒马乱而来的，从最早入境的几个大族的宗谱中发现，初来时各族的先祖大多是独家独户移民来的，不可能像20世纪50年代政府动员支边和后来移民万全一样成批入境，经过几代人，他们原先从福建带来的母语闽语方言被当地人口众多的强势土著先民的土语所同化。此后陆续入迁的移民也同样融入江南垟蛮话方言社会。

苍南县蛮话文化研究座谈会（黄通佐/摄）

江南垟至今语言同化还延续这样一个规律，即多数人同化少数人。宜山镇珠山黄氏与钱库镇黄判桥黄氏同是来自福建泉州惠安的移民，因珠山周围都是讲瓯语的村庄，至今其后裔仍讲瓯语。黄判桥黄氏属钱库镇蛮话中心地区，其后裔则讲蛮话。钱库镇塔头村黄氏始迁祖是珠山黄氏后裔，他们先是于明末迁到平阳萧江高黎地方繁衍，高黎黄氏曾操闽语。几十年后的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早期，黄景贤在“耿王之乱”后入迁塔头。经过300多年蛮话同化，现在这支原讲闽语的高黎黄氏后裔，全村4000多人都讲蛮话。可见语言同化的现象现在还在持续着。钱库三石桥吴氏始迁祖是明末清初从藻溪迁入江南垟的移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村300多户均讲闽语，由于该村地处钱库蛮话地区，行政区域长期属于钱库镇，村民对外交流与婚嫁对象大部分都是蛮话人，现在三石桥村民基本上都讲蛮话，只有老年人在家里对自己上辈人的称呼仍用闽话，如叫父亲称之“阿爷”，祖母为“阿妈”，与蛮话的称呼存在着很大差别。随着老年人陆续去世，三石桥将会变成纯粹的蛮话村庄。世界上人口多的方言语种同化人口少的方言语种，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小国，200多年前欧洲的殖民者刚到来时，这里就有250多种不同的方言，如今只存在20多种方言。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蛮话是土著方言，那么土著先民都哪里去了？今天有人类学家通过最先进的DNA基因检测认为，浙江和福建的欧阳姓全部和部分顾、欧、区、余、徐、驺、邹、林姓就是土著后裔。今后如果基因检测进一步深入，有可能检测出更多的本地土著后裔。另外，本地土著消失的原因，一是挂靠外来豪族，江南垟是宗族社会，一个村子往往是同一姓氏，自古以来存在着浓厚的姓氏宗族观念。在生产、生活中为了不受欺凌，人口较少的小姓往往依附人口多的大族，有的甚至改姓，使陈、林、黄、杨几个大姓的人口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这在今天宗族中仍然普遍存在，唐末五代以前的入迁者中，大多是世家大族。二是外迁，历史上江南垟曾发生多次战争，这在明末的倭患和清初的迁界中表现最为突出，本地至少有半数以上居民外迁未归。三是大灾死亡，江南垟历史上水患十分严重，如乾道二年（1166年）的海啸中，有“水漫炎亭坳，江南只剩十八家”的现象，就有大批居民死亡（详见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南宋移民·大灾移民”），这其中，生存条件更差的土著死亡率更高。四是瘟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县境内瘟疫盛行，正像民间流行的一句俚语：“一到农历七月半，疟疾痢疾又霍乱。”居民死亡率十分高，不少家庭因此而灭门，甚至全村在霍乱、鼠疫等瘟疫中消失。

（二）操蛮话方言者居江南垟最中心位置，说明蛮话先民最早在此定居。今天，江南垟的方言有规律地按层次分布：讲官话的金乡城内人居住在城区，自称城里人，意即上流人；讲蛮话的人居住在江南平原中心及沿海肥沃地带，被居住在城里的金乡人称作乡下人；讲瓯语的人居住在江南平原的边缘和江西平原的中心；讲闽南语的大多居住在山区、半山区，被卫城内的金乡人称作山头人。从这种方言分布情况来看，不难发现，讲蛮话者祖先为最早居住在此地的先民，占据了最为肥沃的土地；讲瓯语的次之；讲闽南语的明末清初来此补籍拓荒，因此居住的地段也往往较差；畲族最后迁此，所居环境最差。

（三）先人称瓯语为“后生语”，说明蛮话在江南垟的历史比瓯语悠久。苍南先人刘绍宽（1867—1942年）曾研究过蛮话，他是龙港刘店人，幼长于讲蛮话的张家堡杨家，成年后与说蛮话的友人来往密切。他不仅精通蛮话，也非常重视蛮话研究，所纂修的民国《平阳县志》卷十九《风土志一》，曾对当时县内主要语言来源作如下记载：“今以言语分别，约有五派：曰瓯语，曰闽语，曰土语（俗称蛮话），曰金乡语，曰畲民语。大别区之，县治及万全区纯粹瓯语，小南区则闽语十一。江南则闽语、土语与瓯语参半，金乡语惟旧卫所而已，北港则闽语六、瓯语四，南港、蒲门则闽语七八，瓯语二三。瓯语本为瓯族，闽语来自闽族，此最易辨。惟土语江南一区有之，其称瓯语为‘后生语’，则似海滨土著本作是语，后盖化为瓯语也。金乡一卫，前明指挥部属居焉，初自用其乡之语，后与土著相杂，成金乡语。”尽管把蛮话定为“土语”没有科学依据和严密推断，但作为教育家、经学家的刘绍宽，对蛮话的这种推断不会是无中生有。关于蛮话，《刘绍宽日记》中还有记载：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致信夏克庵，谈《平阳县志·选举志》有失考处。又拟编《平阳方言志》，要先浏览明陶宗仪《辍耕录》、胡应麟《庄岳委谈》、郎瑛《七修类稿》及清人钱大昕《恒言录》、赵翼《陔馀丛考》、瞿灏《通俗编》等书，然后及他志之及方言者。

同年7月《刘绍宽日记》：30日。晴阴。克庵信来，云修《金乡卫志》，谓金乡话为指挥语，城外蛮话为戍卒语，以蛮话与镇海卫为证。此太杜撰！克庵有志考古而读书太少，志例诸多未谙。当时修县志时讹误不少，今更荒废，此事不易言矣，余有函复之。

可见，刘绍宽对蛮话来历的探究非常慎重，没有考据不会轻易得出结论。他心有拟编《平阳方言志》之想，因此，尽管他对蛮话只有简单的几句描写，但也是综合有关考据与文史记载慎重得出的结论。“其称瓯语为后生语”，这里的瓯语就指今天的温州话。严格意义上讲，古瓯语与今天归属于吴语的温州话，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古瓯语是瓯江、飞云江、鳌江流域土生土长的区域性方言，而今天的温州话尽管仍可找到古瓯语的底层词汇，但温州从东汉开始属会稽，东晋初建武年间（317—318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即“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晋太宁元年（323年）分置永嘉独立建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温州都受会稽（今绍兴一带）管辖，因此古瓯语经过长期的吴语同化，已经面目全非。

据东晋郭璞记载，瓯越人应从六朝开始说古吴语。最早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研究温州话的是我国现代方言学的奠基人之一赵元任，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所著的《现代吴语研究》一书中，第一次把温州方言归属于吴语系。因此，土语“称瓯语为后生语”有两重意义，一者说明今瓯语是因受吴方言影响原因而后来才形成的，土语、古瓯语存在于唐五代之前或更早；二者可以表明蛮话这种土语应该属于上古时期的语音系统。

另外，清时编、民国18年夏克庵整理的《金乡志》中【天后宫】条目曰：“神为五代时，闽王统率兵马使林愿第六女，能乘席渡海，云游岛屿，人呼龙女。宋雍熙四年……土人祠之。”从仅有的文字记载中，当地人分别被称作“海滨土著”“土人”，他们的语言被称为“土语”。

（四）一种方言如果被冠以“蛮”字，说明其已十分古老。中国方言称“蛮”的有5处：一是苍南蛮话，约有30万人；二是泰顺蛮讲，约有18万人；三是丽水庆元蛮话；四是寿宁县的芹洋、平溪等乡和周宁县泗桥乡通行的“蛮陲话”（亦称蛮话）；五是广东连县蛮声（大蛮声、细蛮声）。以上几种都带“蛮”字，尽管相同或相近的名称是不能用来判断一种方言的性质，但除了广东连县蛮声，前面四种以“蛮”称呼的方言都在闽浙交界处，汉魏晋时期北方政权已对闽浙地带进行统治，所以，“蛮话、蛮讲、蛮陲话”最早的可能便是汉魏晋时期的外来统治者对闽浙交界处土语的称呼，也有可能是唐末五代闽东移民对闽浙交界处土语的称呼，他们将当地土著认为是蛮夷之族，“蛮话”也就成了当地土语的代称。今天从语音的角度来看关联不大，但在汉魏晋时期以及之前或许关系甚密。历史赋予“蛮话”的这个称呼虽然带有贬义色彩，但其作为一种方言的称谓，更多的是说明这种方言的土生土长。

（五）明代以前，江南垟讲蛮话的区域比今天更大。金乡卫城原是黄家宅黄氏祖居地，一直到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建设金乡卫城时，才迁到卫城北门外。龙港张家堡村、黄头图村和宜山黄良村、甲第村，民国时均讲蛮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与操瓯语的宜山镇上居民交流较多，加之周边居民多操瓯语，今天已以讲瓯语为主，偶有人还讲蛮话。大渔镇和金乡镇石砰片区居民原操蛮话，明末倭患之后，操蛮话的居民外迁，操闽南语的新居民入迁，大渔镇宋代已有的渔岙和大岙两个古老村庄的居民至今仍讲蛮话。笔者推测，宜山镇主城区明代早期可能也讲蛮话，因为其边上更早出现的张家堡、黄良、甲第等村民国年间均讲蛮话，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开始通用当地强势的瓯语。而张家堡杨氏入迁历史可追溯至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黄良、甲第历史可追溯到明代，其中甲第陈氏始迁祖陈哲元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由平阳县陈绛殿入迁；黄良上黄始迁祖黄孟一（1522—1594年）约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福建长溪（今霞浦县）辗转入迁，下黄始迁祖黄孟珂（1558—1621年）约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由福建南安入迁。这说明，直至明末，宜山街周边许多地方居民还是操蛮话。查阅宗谱，今宜山街上居民先祖多在明末清初入迁（详见本书第五编第三章第五节“仪山市”），均来自瓯语区域；周边村落居民先祖也多在同一时期入迁，如金家垟欧阳氏（迁自明末）、严处严氏、朱处朱氏、水门陈氏、浃中堡余氏等。

江南垟还有一个村子三种方言并存的现象，如新安片区的管店村，村子规模不大，四边村落属于蛮话区域，该村早年是蛮话人上官氏居住的村庄。后因战乱，上官氏外迁，从瑞安山区迁来一支讲闽南语的林氏移民，至今老年人讲闽南话，年轻人讲蛮话；另有一支从瑞安飞云江方向迁来的吴氏移民，因入迁时间不久，仍然讲瓯语，遂出现一个村庄三种语言并存现象。（杨道敏、黄孟广）